中国经济也存在玛雅预言油处理机

中国经济也存在“玛雅预言”？

中国经济也存在“玛雅预言”？ 来自中国工业报“2012”因“玛雅预言”而被人们热议。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2017”。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2017年中国将遇上一道“坎”。　　2012因玛雅预言而被人们热议。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2017。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2017年中国将遇上一道坎，因为有三条经济曲线可能在2017年同时出现拐点。

第一条线是人口红利将会趋于0，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期；第二条线由于工资倍增计划未能实现，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国际动乱线；第三条线是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的转换效率将降至1∶0.6（改革开放初期是1∶3，2000年之后降至1∶1，目前约为1∶0.8），无法支撑经济继续高增长。三条曲线汇集一起，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金融危机后，中国W型经济走势已成共识。著名经济学家、亚洲院士陆德率先对W进行了解构，即V+V、V+U或是V+L型。目前看，V+V很难实现，第二次反弹不会触底即反。那么，这个底部将持续多久？是V+U型，底部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还是V+L型，再也弹不到以前两位数的高位了？陆德院士认为后期走势很可能是后两种。

显然，大家不愿看到的是V+L型的走势。也就是说，转型升级刻不容缓。那么，走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转型难的痼疾在哪？解药又是什么？陆德院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详解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短板，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短板之一：内需拉动尚未形成

记者：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向很明确。然而，2010年，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占比达53%，仍占绝对比例。就是说，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从目前来看，这个状况是否有所改观？

陆德：首先说明一下，从经济理论角度讲，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拉动范畴。经济均衡国家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是2∶8或3∶7，而我国这10年来的比例是48∶47？，不仅不均衡，而且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倒置。这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将以投资拉动为主导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调整，要把投资和消费的倒置权重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当前泛泛之说的内需拉动调整，指的是要提升消费比重和降低投资比例的问题。

从2011年1~9月的经济数据报表看，我国的经济下滑，是整体在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走吗？先看看三匹马：外贸进出口就不说了，它主要是受国外需求的影响；那么投资和消费两匹马呢？是否投资下去了，消费上升了？是否消费占比提高了？都没有。报表显示，虽经济下滑了，但这两匹马并非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数据显示：去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7.7%，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如果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11.3%。1~8月全国消费实际增长仅10.8%，比上年下滑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滑6.1个百分点。

去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小于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拉动）对GDP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而在投资方面，1~8月国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5%，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估计2011年增幅在24.5%左右，投资增幅将会逐月回落，但增幅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去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3.2%，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1年前9个月，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投资）53.4%、（消费）47.9%、（净出口）-1.3%。

2011年的数据表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局面并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反而上升到53.4%，突破了50%以上。

记者：内需颓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表面上看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强，实际上，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休戚相关，您能否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一下其中的关键要素？

陆德：消费拉不起来有多种原因，居民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速、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三大重要原因。

十二五规划给出的信号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7%；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

2011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13.7%，但这是名义增长，如扣除价格因素（CIP的增长），实际增长仅为7.8%，仍然没有跑赢9.4%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统计局的职工收入，并没有统计私营企业。

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三个分量，它们之间的权重大致为50∶25∶25。GDP增量是这三个分量增量的总和。

我们来计算一下，按照权威部门决策，十二五期间，工资增长要实现13%~15%（两倍于GDP），财政增长要达到20%以上（3倍于GDP）。而按规划，GDP增长目标是7%，那么，要保持7%的增幅，第三个要素，即企业的盈余只能是负数。

我们知道，工资和税赋的增长都要靠企业来支付，但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不可能进行高额支付；而要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就需要减轻税赋；要实现工资倍增就要同时降低税赋和企业的盈利，以让利给职工收入；故三个分量同时超过GDP的增长幅度，是不可能的。

记者：工资的增长是要由企业去埋单的。然而，受国内多重因素制约，我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发展当前面临很大困境，要实现工资倍增，是否也要从这个方面着手？

陆德：要使企业愿意埋单，也要让企业埋得起单。目前，我国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税赋较重。2008年中小企业税赋，流转税15003亿元，占整个流转税的比重为86%；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占整个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76%。

另外，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高于GDP的增幅。2000年至今，税收增幅高于20%以上，就连后危机期也没有降下来。如：2010年为21.3%；2011年前三季度接近30%。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突破35%。

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既要成倍增加职工工资又要加大税赋的双重压力，成了夹心饼干。

金融危机后，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了4万亿元，90%给了国家项目及垄断企业。第二年下拨9.6万亿贷款，中小企业只得到了8.5%。而中小企业占我国GDP总量的65%，税收占60%，就业人口占80%以上。去年来看，小微型企业贷款总额不到5个百分点。因此，要解决工资倍增问题，同时要解决中小企业问题。

记者：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有直接关系。而且，从人口结构比例看，中国目前还面临未富先老问题，这是否也是同样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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